巧得很，國家博物館與蘇州博物館現在正分別舉辦張大千與于非闇的展覽，一南一北遙相映襯，往日佳話正可由此重提：張大千與于非闇兩位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美術大家，兩人在年齡、出身、家庭環境、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差異，藝術道路也大相徑庭，然而兩人卻在民國時期的北京畫壇過從甚密，一起尋訪法書名畫、合繪作品、郊游寫生、聯展賑災，共同擔任古物陳列所國畫研究館導師研習古代書畫。于非闇還首次正式地提出了“南張北溥”的概念來推崇張大千的藝術，并將自己的弟子田世光、俞致貞引薦拜入張大千的“大風堂”門下。他們的交游雖然因張大千遠渡海外而中斷，但是對于上個世紀中國畫壇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臘梅山禽》 于非闇1949年
于非闇為張大千代筆論戰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經常赴京交游的張大千便在北平畫壇名家陳半丁組織的雅集中與于非闇相識，兩人性情相投、一見如故，遂成莫逆之交。1933年張大千收到中國畫學研究會的邀請再赴北平，居住在頤和園聽鸝館，雖然此時的張大千早已聲名顯著，但是在京城畫壇卻立足未穩，當時文筆極佳的于非闇以平津地區著名記者的身份常常為張大千的藝術和畫展撰文推介。于非闇出身于滿清世家，雖然青年時期家道中落，卻有著書香門第的身份。當時在藝術上雖尚無重大成就，但在北平畫壇的名望非常高。
張大千、于非闇曾在三十年代初期合作過一幅《仕女撲蝶圖》，此圖因題跋“若令徐娘見，吹牛兩大王”戲謔了當時北平畫壇的著名人物畫家徐燕孫，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徐燕孫在見到這幅作品后，延聘了當時北平著名的律師控告張大千惡意誹謗之罪。此事雖經調停而不了了之，但是兩人卻在北平的媒體上展開了一場曠日筆戰，于非闇親自出面代言張大千與徐燕孫展開筆伐。徐燕孫在《小實報》上撰文挑戰，于便在自己任職的《北平晨報》副刊上發文迎戰。論戰雙方就海派畫風的引進與京派傳統的堅守問題進行了長達兩年之久的討論。
除此之外，于非闇還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的《北晨畫刊》上撰文正式提出了“南張北溥”的說法：“自有才藝的人們，他的個性特別強，所以表現他這特強的個性，除去他那特有的學問藝術之外，他的面貌……乃至于他的裝束，都可以表現他那特強的個性。”“張八爺（張大千行八）是寫狀野逸的，溥二爺（溥儒行二）是圖繪華貴的。論入手，二爺高于八爺；論風流，八爺未必不如二爺。南張北溥，在晚近的畫壇上，似乎比南陳北崔、南湯北戴還要高一點兒。不知二爺、八爺以為如何？”張大千聽后非常自謙認為自己不能與溥儒并列，而是推崇當時的書畫世家出身的吳湖帆先生，認為應改為“南吳北溥”更為合適。但是就于非闇而言，他將當時一位普普通通初入京門的四川畫家與故都頗具畫名的舊王孫溥儒并稱，無疑大大地推動了張大千在畫壇的聲望，也正是由于于非闇的無私幫助使得張大千譽滿京華，迅速在北平畫壇站穩腳跟。
《御鷹圖》 于非闇 1954年
張大千為于非闇的繪畫引路
如果說于非闇是張大千在畫壇中的推介人，那么張大千則是于非闇在藝術創作道路上的引路人。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兩人初識時張大千的畫風便深深影響到于非闇的藝術創作。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張大千敏銳地認識到當時的中國畫壇中工筆花鳥畫不振的局勢，并結合于非闇的修養與綜合特點，建議他放棄之前的小寫意山水、花鳥，改專工筆，專攻雙勾花鳥畫創作。在《懷張大千》一文中，于非闇寫道：“我初學趙佶‘瘦金書’時，他首先贈我大觀丁亥趙佶書的‘八行八刑條碑’。他說：畫雙勾花鳥，配上瘦金書題識，更覺調協。”并且，張大千還經常拿出自己珍藏的古代花鳥畫珍品供于非闇研習、臨摹。于非闇專攻工筆花鳥畫后，在“師古人、師造化”的基礎上，不斷開拓探索并逐漸形成獨具個人風格的于氏花鳥，取得了他人無可替代的成就。
之后兩人的藝術交流更為頻繁、深入，經常共同合作作品，并有聯展公諸于世。一九三六年五月，黃河水災泛濫，于非闇、張大千與方介堪一起舉辦了書畫聯展，捐款救濟災民。同年年底，兩人再次專門舉辦了《賑濟西郊赤貧——張大千、于非闇捐賑畫展》，所有展品全部售出并悉數用于助賑。另外，一九三七年于非闇又同張大千一起與謝稚柳、黃君璧、方介堪等名家同游雁蕩山，大家一路歡聲笑語，游覽名山美景，合繪山水佳作留下一段藝壇佳話。
然而在十年后于非闇再次游覽雁蕩山時，卻沒有了往昔的輕松愉悅。雖然山還是當年的山，水還是當年的水，但是背負著沉重心理壓力與“偽民”身份的于非闇，卻只能創作出意境冷逸、孤寂的山水畫作品《三折瀑》《雁蕩山龍湫即景》。
《三折瀑》 于非闇 1947年
張大千在京作畫時喜用“澄心堂”紙，并曾親自設計監制。此幅作品是于非闇專習雙勾花鳥前的臨摹舊作，因“自慚拙劣，是用退藏”，然而因為紙張是“澄心堂”所遺，于非闇睹物思人，回憶起當年與張大千交往的點點滴滴，不忍將這幅“舊作”拋卻。
命運弄人好友終永別
張大千與于非闇之間的密切交往因日寇的入侵而產生疏離。1937年北平淪陷后，畫名顯著的張大千數次被日偽騷擾，勸其擔任偽職。大千居士推諉不從，并在友人的幫助下順利逃離北平，遠遁青城山。而于非闇作為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上有年衰多病的老母，下有待哺的子女，只能留在北平繼續掙扎著生活。但是自幼所受的傳統教育和中國人的良知告訴于非闇就是餓死也不賣國求榮的道理，所以辭去了被日偽接管的《晨報》編輯職務，并長期不到北平藝專任教繼而被辭退。1938年3月22日，于非闇突然被日本憲兵隊抓捕，在經歷了三天三夜的拷打后才被釋放。于母因此驚嚇過度而導致舊病復發，隨后便半身不遂，這對于并不寬裕的于家生活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出獄后的于非闇在被迫無奈之下擔任了日偽教育刊物編審會主任編審的職務。這一時期于非闇的內心非常痛苦。他十分欣羨張大千有選擇的自由與灑脫，在1939年創作的《春花斗艷圖》長卷中，于非闇題跋：“蟄處舊京，百無聊賴，閑弄筆墨，殊少生機。以視大千居士遁跡青城，坐觀風云變化，真有仙凡之殊也。”此時的于非闇將好友張大千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而自己則是在蕓蕓眾生中苦苦求索的凡夫俗子。老母的憂心，好友的誤解，自己心中無法疏解的痛苦糾葛，此時的于非闇無疑是人生中最困苦的階段，他也只能通過自己的畫筆來疏解心中的郁勃之氣。在《園蔬圖》《心里美》等作品中于非闇均利用刻畫昆蟲的形象來諷刺令他痛恨的日偽特務，特別是在作品《心里美》中，十分工細地勾畫出一只在無情啃噬北京特產蘿卜心里美的蟈蟈形象，并題：“老態已至，作此愴然。”此時于非闇剛過五十，卻因周身所處環境而顯現出蒼涼、無奈的衰老心境。新中國成立后，于非闇欣然重新補題：“今雖老態益增，而真的心里美矣。”
《心里美》 于非闇 1941年
新中國成立前夕，張大千遠赴海外，從此張、于兩人隔空相望，再未相見。1956年秋，于非闇與葉淺予、謝稚柳、劉力上等好友在北京“恩成居”相聚時談起張大千，幾位畫家無不體會到“舉座為之不歡”的滋味。于非闇再憶起之前不久與葉淺予、王仁山一起歡迎張大千的四胞兄、四川名醫張文修先生時的情景，更是輾轉反側、夜不能寐，于是他以至交老友的身份寫下一篇散文《懷張大千》，并在同年12月的香港《文匯報》上發表。在文中他詳細地憶起兩人交往的點點滴滴：“在過去大雪的天氣里，我和大千跑到琉璃廠看畫后，在‘烤肉宛’吃它幾碗烤牛肉，再跑回琉璃廠訪法書、名畫；這情景卻仍歷歷在目。曾有一次我和大千窮得湊起來只剩一兩元錢的時候，好像我們更需要吃進一些什么特別的風味才好，我們在高朋滿座當中，溜之大吉跑到東安市場，在露天中吃‘爆肚王’的幾碗爆肚。”并借用張大千的印文“別時容易見時難”，希望他能回來看看。然而世事弄人，兩人到底再未能相見。
來源：北京網-北京青年報
歡迎關注中國美術家書法家藝術網！
